陈丹青对话梁文道：莫言获奖是诺奖委员会识时务之举
我知道他有一些争议，是因为他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。他好像活在一本小说中，说的话是小说里面的人物才会说的话，做的事也是只有小说里面的人物才会做的事。最开始我不喜欢，是因为我所感受到的那股戾气。后来开始欣赏，是因为我所感受到的那份才情和操守。他高兴了，打开话匣，滔滔不绝；他不高兴了，一句话把你噎死，不想白费口舌。他不需要讨好谁，不是因为他狂，而是大家不在一个对话层次上，我能想像木心家里或立或坐的有一个认真听讲的陈丹青。
从本期开始，我会分享一些陈丹青讲座和节目的音频，也会附带上一些关于他的言论笔记心得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喜欢就多在下面点赞点guanggao，让我知道。
梁文道老友记对话陈丹青[0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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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凰网：您跟政府的这种关系，您个人怎么认定？
陈丹青：我想我跟政府没什么关系，但他们可能也许会在审查我的言论，在注视，我不知道，我一点不知道，这不是我能知道的事情。但我偶尔会遇到政府官员，很多官员都是我的同学或者我的同辈，都客客气气这样的。哎呀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，咱们中国人太世故的一个民族，见了面都嘻嘻哈哈，明天他逮捕我，今天还是嘻嘻哈哈。
凤凰网：你的言论有没有被限制过？
陈丹青：反正我回国13年了，越管越紧，我也越来越不愿意说话，没有必要。但是我发现，我就最后可能被这个社会制服了，就是我决定比较管一下自己的嘴，因为我知道讲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从来不相信我讲话有用，我也没有讲多少话，而真正要说的话，也根本没有说。这已经好像变成了一个说话的角儿了，很难为情的一件事情，这叫什么说话？
凤凰网：您想真正说的话是指？
陈丹青：真正说话就是言论自由，咱别看远的，咱就看台湾就行，那就叫真正说话，说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你立刻可以就一件具体的事情，具体的人，大声说出来，不可能，想都别想。
凤凰网：设想一下，如果您现在生活在台湾，您会不会还保持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的这种本性？
陈丹青：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，然后我在批判，从来没有想到。我就是这个脾气就是这个样子，见到事情忍不住就说出来了就，有些事情都没过大脑就说出来了。
凤凰网：在哪里都一样？比如在台湾。
陈丹青：都一样，就性格，搞不好给枪毙掉了都难说，我很可能是一个左翼。所以我同情民国时候的左翼，就是他必须是在一个不是执政党，然后在在野的，他必须是这样。现在的左翼我不是很佩服，因为他都在体制内，大部分都在体制内，他是安全的，我不喜欢安全的慷慨激昂，但我自己也在这个情况当中。所以我现在比较倾向少谈时政，接近不谈，但问题什么叫时政？所有事情都牵扯到时政。戏剧节、乌镇、木心，哪件事情不牵扯到时政，牵扯到一个大的情况，而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。
凤凰网：您2008年接受我们节目采访的时候，您说我们中国会出诺贝尔奖得主，但是不会出大师了。那么您是否可以谈谈莫言获奖？
陈丹青：莫言这个事情，我没有出来说话，因为第一我知道会很多人出来说话，各自说出了一部分有意思的话，第二凡是对这种事情我感兴趣的不是莫言这个作者，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，我感兴趣的不是一个中国人得奖，我感兴趣的诺贝尔这样一个委员会，办了将近一百年还是一百多年我不知道。
就是过去八、九十年给这个，给那个，不给中国，但今天他们终于，我不知道是妥协也好，策略也好，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得给中国一个脸，现在他们真的这样做了，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真实的看法。因为我没有读过莫言的东西，我不能评价他的作品。而从礼貌来说，一个人如果得到这样的奖，反正我的性格倒不会去再说什么话，我只回答过一句就是祝贺他得奖，就是完全是一个礼貌行为。
凤凰网：可是这件事最好玩的地方可能还不在于他得奖本身，在于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的这种反应。
陈丹青：这个事情在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，就是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存在，因为改革开放这个存在已经你不能装作没看见了，所以这个世界不断地在调整对中国的态度，军事、政治、外交、经济，然后终于轮到文艺方面。所以我们给一个高行健，他是一个折中的选择，他是中国人，但他人住在法国，用法语写作。那我想可能还会有一次，就是给本土的中国作家，那么十多年后这个时刻到来了。正是这十多年，中国变得已经非常庞大了，你绕不过它了，所以在各个领域，西方也要有所表示。我觉得这是西方无论从负面的，还是正面的去评价它，这是西方所谓识时务者，这个时务你认同不认同是一回事情，但是这是时务，你得识，就是这样，我发现瑞典这帮哥们儿根本就是打算识这个时务。
凤凰网：其实这个时务未必完全是莫言本人，是背后的这个。
陈丹青：他们当然会永远强调，我们出于文学的考虑，也好，我知道他们现在选择这种话语，他们没有以前会说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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